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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落之前我从不饮酒（第2页）

他们很快都有了新的孩子，似乎忘记人间还有个女儿，连家长会都是奶奶出席，这让我很是松了口气，变本加厉地贪玩，能及格也就算了。

理所当然，中考成绩揭晓后，我没考上任何一所高中，连职高的分都不够。

我也乐得无拘无束，踌躇满志想和谢繁星捣鼓点新名堂，开个夫妻店。

结果我爸拎起我，硬是把我塞进了城郊的一所技校，理由是人总得混个一技之长，不然跟小混混早晚会饿死家中，双双被猫吃了脸。

可惜他得知消息太晚了，技校只剩电工专业没招满，像美容美发和烹饪之类早就挤爆了，不得不加开了三个班。

电工就电工吧，我爸早年的战友在本地某区电力局坐办公室，他答应等我毕业再想想办法，所以从十六岁起，我就以拿一张变配电工的上岗证为奋斗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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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整个初中都是混的，理科很差，学电工很吃力，加上学校在郊外，得住读，一星期才能和谢繁星见上一次面。

但每次见面都有橙汁喝，有笑话听，有暖洋洋的怀抱，我挺高兴。

那几年经济大发展，城市陆续开了好几家娱乐城，对练歌房的冲击很大。

谢繁星和朋友们的生意日益萧条，他们将铺面改成书吧，无济于事，又换成小吃店，仍然不景气，只好关张，转租给别人。

有人撤了资，另找他人搭伙；也有人拿了为数不多的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南下，发誓要混得人模狗样再回来。

我和谢繁星在深夜的烧烤摊为他饯行，喝的是冰冻啤酒，却逼出了男孩子们的热泪，只有谢繁星没哭，他只是把头偏向一边，在渐渐涌起的风里，不为人知地叹一口气。

许久后，在深圳一家海鲜酒楼里，我和谢繁星的朋友不期而遇。

年少时，我们都叫他洋子，他叫我嫂子，但重逢时，我并没有和这位被人称为刘老板的商人相认，端着酒换了个座位，避开他那桌的视线。

所有曾经和谢繁星有关的人和事，我都不想再看到。

这年我三十二岁了，身边所有人都喊我连姐，没人喊我嫂子，即便总有人传我和老陈有些首尾。

空手出来打天下的女人，难免会听到点风言风语，但我和老陈倒也算不得是那回事，反倒和明仔更亲些。

我离开故乡，是在二十四岁的本命年。

只有技校文凭，外加一张初级电工证，谋生好艰难，卖过保险，当过按摩技工，仗着从前练歌时学会的广东话，下班后在蛋糕店做兼职。

和明仔就是在那时认得的，他是隔壁桂林米粉店的外送小弟，跟我算是患难之交。

明仔总喊我阿姐，我也由得他这么喊，虽然细算起来，他比我还大半岁，但T恤板鞋一穿，照样像个后生仔。

要说他也不太像谢繁星的，但总忍不住想起来。

我陆续换了几份工，但跟明仔的交情没变过，他是潮汕人，在深圳有他的兄弟圈子，但凡有人来闹事，他总第一时间带人杀到，处理得也利索。

要不是有他帮衬，老陈也不会太痛快就把客家菜馆交给我来做。

当时我刚失业，玩具厂碰上金融危机，倒闭了。

我找了大半个月工，在老陈的饭馆当了服务员，同事告诉我，那位常来吃饭的香港人就是老板，要小心伺候。

老陈总在靠窗的位置看报，喝茶，点的菜是最固定的菜脯蛋，像要吃到永生里。

他寡言少语，有一回罕见地发了脾气，我去问，原来他嫌今天送的小菜分量太少，这会让熟客心生不快。

饭馆的蔬菜是农户每日提供的，他事必躬亲，会一一确认，对别的食材也都了然在心。

但别看我只是跑堂的，可比他有数多了，我学电工出身，修电子秤、电子报时器和手机都不在话下，一早就看出称重用的秤被采购部的主管做了手脚，今天昧二十块，明天昧三十块，长此以往，私房钱了不得。

主管姓张，笼络了几名亲信，大家沆瀣一气，只把老陈糊弄得团团转。

但这老陈活得也难，早些年他赌马，买六合彩，不想输到倾家**产，只得在大厦做看门人，攒了点钱，到深圳开小饭馆。

合起伙来坑这么一个人，当面唯唯诺诺，背地里没少笑话他，我觉得有点难看，有天就给他留了个小纸条，他却跑来找我讨主意，我看了他半天，打电话喊来明仔。

4

十八岁的夏天，我技校毕业，谢繁星张罗着给我搞了个庆祝会。

他朋友阿杰在娱乐城当差，给我们开了最大的一间包厢，打了最高级别的对折，还送了两只张牙舞爪的豪华果盘。

谢繁星的兄弟们要了几扎啤酒，唱歌猜拳玩骰子，他就去点歌，唱我很喜欢的《侧面》：“你清楚我吗，你懂得我吗，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？说爱说天，偏偏讲得太浅，你是你吧，我是我吧，这是爱吧？”